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谷歌公司前首席執行官埃里克·施密特，還有來自麻省理工學院的計算機科學家丹尼爾·胡滕洛赫爾，每個人都在各自的領域成就斐然、影響廣泛。雖然平日里未必有工作交集，但圍繞人工智能這個話題，他們聚在了一起，不僅如此，還合寫了《人工智能時代與人類未來》一書。

根據書中的前言交代，“5年前，人工智能這一主題出現在一個會議的議程上。本書的三位作者中，有一位差點缺席了這個會議，因為他以為這只是一場超出他通常關注范圍的技術討論。而另一位作者當時則力勸他三思，并解釋說人工智能將很快影響到人類所涉足的幾乎每一個領域”。也正是那次會面，促使本書的第三位作者欣然加入，并最終促成了這部作品的誕生。對于這段創作中的插曲，我們固然不清楚分別對應的是誰，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一致認為人工智能所引發的人類歷史進程的變遷及其當前已然表現出的對人們思維范式、感知方式和工作模式的改變是巨大而逼真的。誠如這本書試圖展示的，既不褒揚，也非貶損，而是盡力以科學、審慎的態度去看待它，尤其要用適當的價值觀來影響它，這是他們三人合作的初衷。書內有一句話毋庸置疑，“不論你怎樣看待人工智能，它都已變得無所不在”。

和一般科普類讀物不同，這本書并不滿足于對人工智能在技術層面的普及，也不是淺嘗輒止地談論它帶給人們工作、生活、學習的挑戰與沖擊，而是選擇從更高的站位、更廣的視野來重新審視它。在這本引人入勝又啟迪思考的作品中，作者帶領著我們去探尋人工智能之于世界秩序與政治安全、平臺崛起與政府治理、個體身份與人類未來的重塑及其意義。這些都是關乎今后社會發展的至關重要的問題，也決定著人類命運的走向，所以，該書像極了一篇較長的序言，點出了我們處于人機協同、機器高度智能化的時代中不得不面臨的重大課題；也好似一個有力的宣言，清晰地指引著人們當前亟待從哪個角度反思自身的主體價值。尤其對于后者，這在一個側面解釋了為什么三位作者會在第二章用整個章節的篇幅來回顧自柏拉圖以來至維特根斯坦的哲學思想，其實這里隱含了一個嚴正的警告。按照作者們的說法，人工智能將挑戰自啟蒙運動以來就存在的人類理性的首要地位。

機器真的會思考嗎？它們是否具備人一樣的智慧？以及隨著機器深度學習的展開，人工智能會否有一天擁有跟人類一樣的同理心、理解力、好奇心？對此，這本書沒有給出直接的答案，或者換句話說，三位作者抱持著一種開放的、一切皆有可能的心態去看待人工智能的升級迭代。他們著眼于當下，一種逼近的現實。如果用一個命題陳述句來說，那就是——面對當前的人工智能應用，如果涉及國際關系安危和國內政治穩定，那么我們該做些什么、如何去做？

這本書明顯得益于基辛格博士的參與。他把自己擅長的全球政經觀察、戰略格局思考的能力充分地融入本書，盡管他彼時已達98歲的高齡。從《大外交》到《重建的世界》，再到《世界秩序》，我們大可以在《人工智能時代與人類未來》一書中讀到類似的文字、相近的論述。即使沒有直接證據表明基辛格究竟參與了該書的哪幾章或其中的哪些段落，但讀者完全有理由相信，其中第五章，即“安全與世界秩序”，必定主要出自其手。就在這一章，作者們提出一個很獨特卻又很嚴肅的假設：“如果一個國家面對的對手已經訓練人工智能來駕駛飛機、獨立做出瞄準的決策并開火，那么采用這種技術將在戰術、戰略或訴諸升級戰爭規模（甚至是核戰）的意愿方面產生什么變化？”

順著句式表達，文中流露出深切的憂慮。“從歷史上看，那些積極備戰的國家對其對手的理論、戰術和戰略心理，即便不是了如指掌，也大致了解……然而，當軍隊使用人工智能來制訂計劃或鎖定目標，甚至在常規巡邏或沖突期間提供動態協助時，這些人們原本熟悉的概念和互動可能會變得陌生，因為這涉及與一種新型智能打交道并設法了解它，而該智能的運作方式和戰術不得而知。”這無疑讓那些軍事統領或最高決策者陷入尷尬不安的境地。一方面，他們需要借助智能工具輔助分析、判斷；另一方面，也要謹防技術越俎代庖替代人下決斷。按照書本的觀點，“數字程序現在控制著一個由眾多實體系統構成的龐大且仍在不斷增長的領域……這催生出一個極其復雜、廣泛和脆弱的系統”，同時，就道德哲學維度，“如果戰略的各個層面開始在人工智能可及而人類理性不可及的概念和分析領域運作，那么它們的過程、范圍和最終意義將變得不再透明”。沒有人會質疑甚至反對數字化帶來的精準、效率，但關乎國與國之間的沖突戰爭、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大是大非上，這幾項指標卻不是核心的。總而言之，當領導者不可逆地會借助人工智能來幫助其下結論，那么，盡早提煉出一套軍事用途內的人工智能使用規范則勢在必行。

這本書并沒有完全講明我們該如何應對未來的戰爭，但它確實指明了我們正在為自己制造的新難題。不僅僅是在全世界范圍的政治、軍事、科技領域，而且在個人的衣食住行、社會交往協作、資訊獲取學習交流上，人工智能都已開始普遍地進入、深刻地改變。基辛格等人敏銳地注意到，隨著此種進度推進、程度加深，人們會自覺或不自覺地依賴人工智能，進而實現一系列的服務功能，它相關的產業機會、潛在市場自然不可限量。但矛盾的地方又在于，人們自以為能掌控全局、占據主動地使用數字工具，而現實恰恰相反，很多時候他們處于被動地位，他們看到的、聽到的乃至想到的，往往是數據算法基于個人的消費偏好、瀏覽歷史、行為習慣所反饋的結果。換言之，人工智能正在統領著人們，其中就包括泛濫不絕的假新聞和造成人們認知局限的“過濾泡”。

有鑒于人工智能在民用場景、商用領域的普遍性，倘若要在勢頭上、總體上去限制人工智能的推廣或其學習能力的提升，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也是對潮流的反動。三位作者理性地提出，“在文明層面，放棄人工智能是不可行的。領導者們將不得不直面這項技術的影響，他們對這項技術的應用負有重大責任”。但與此同時，他們也一再警告世人，人工智能已加速減損著一些可貴的東西——我們的獨立意識、批判思維、自省能力等。“結果，個人在審查、檢驗和理解信息方面的作用被削弱了，取而代之的是人工智能的作用擴大了。”

的確，三位作者思路敏捷，充滿真知灼見。他們指出了人工智能在長遠上的隱患與威脅。值得注意的是，相同的論調在書中多次出現，略顯重復、啰唆。于是，讀者更希望他們能進一步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未來去籌劃、建構一套引導人工智能有序發展的解決方案。相信沒人會反對他們所謂的“不應將人工智能視為自動運作、無須照管的存在，也不應允許其在無人監督、監視或直接控制的情況下采取不可撤銷的行動”這一前提，但具體到行動綱領和實施對策是什么，這本書并未給出令人期待的答案。

作者不斷提到要形成人工智能的倫理規則，并且在最后也提議成立一個國家級的委員會，其由政府、企業和學術界的最高層人士組成。它將具有雙重功能：其一，確保國家在人工智能領域保持知識和戰略上的競爭力；其二，提高全球對這項技術的文化內涵的認識。由此可見，他們只是發出了一種呼吁，一種宣告——要在戰略和觀念上認真對待人工智能；而他們的這本合著也更像是為國家政府層級的高階人士而撰寫的，如同書本的最后收尾：“現在，是時候定義我們與人工智能的伙伴關系，以及由此產生的現實了。”其實，把它與前一句話順序互換，邏輯就更通了。上一句寫道：“不僅各國內部應有此承諾，國與國之間也同樣如此。”

（法學博士，浙江傳媒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楊吉）

《人工智能時代與人類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