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志杰（四川大學博士）

絲路悠悠、黃沙漫漫，敦煌自古為絲路重鎮，是西域各國文化與中原漢文化的交會之處。因其地理位置偏于河西走廊一隅，歷代史官對生活于此的人民及其文化的關注度，遠低于中原的一般城市，除了個別的正史略有提及外，其史料相對匱乏，而涉及敦煌百姓生活狀況的記載，更是少之又少。所幸的是，124年前敦煌“藏經洞”的發現，讓我們找到了了解敦煌社會生活的諸多線索。其中，敦煌遺書《應用文范》就是打開中古敦煌百姓日常生活的關鍵密鑰。該類文獻不僅是敦煌百姓生活的“行事指南”，也是敦煌民眾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諸多儀式的記錄文本。作為文學作品，它反映了敦煌地區異質文化交會的獨特風貌和文明互鑒的精神品格。

根據古代中國文學觀念，儀式性的應用文字屬于廣義的文學范疇。從功用上來說，儀式性的文章，更多地表現出為宗教、政治、教化等服務的特性。敦煌學家姜亮夫認為，中國文學最初的根本都是因為實用才產生某類文章，后世為了方便使用而產生某類的名稱（《文學概論講述》）。吳承學指出，中國古代實用文體大都是政治、禮樂制度的直接產物，其應用總是與禮教儀式相始終。（《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不了解這些制度、儀式，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這些文體。顯然，有關制度與儀式等的應用之作，自然屬于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之列而不可分割。因此，敦煌遺書中的《應用文范》，就以實用為目的而兼具文學色彩，形象地反映其時敦煌乃至河西地區社會風貌及民眾精神生活，成為敦煌文學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中古時期敦煌地區的百姓生活，非常注重禮儀。這些儀式活動和記錄儀式活動的文本，或伴隨著一個新生命的誕生，或成為成年人的決策（參軍遠行、置宅喬遷）依據，或是中老年人的苦痛（患病、離世）的見證。這些日常的《應用文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還原了敦煌百姓的一生狀況，見證了人們社會生活的滄海桑田、世事浮沉。馬克思主義文藝學強調，文學是社會生活的藝術反映，她真實地再現歷史境遇和生活現象的本質。敦煌《應用文范》正是具備了這樣的特質。

古往今來，百姓大眾往往把嬰兒的新生視為一件極大的喜慶之事。漢地的儒家思想，更是把孕育新生命與孝道結合起來，所謂“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孟子·離婁上》）。就是說，新生命的誕生，意味著一個家庭、家族乃至家族聯盟的人丁興旺和規模的再次擴大，同時也使得勞動力得到應有的補充。敦煌地處塞外，戈壁荒漠，地廣人稀，對于新生兒的重視與內地相比，往往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應用文范·賀生子文》記有一則故事：“聞山藏至寶，必秀潤于群峰；潭有明珠，定澄清于眾水……是知鳳非梧而不棲，賢非杰而不降。”作者一連使用三組律動自然的駢散句，稱贊新生兒的家世，預示著新生嬰兒日后的賢杰。文句典雅莊重，韻味十足；“惟孩子貌圓相足，態媚姿奇，瑩目開而星光始分，素臉凝而月角猶隱，抱愛面而隨珠在掌，捧玩物而趙壁君懷。”四個排比句，從樣貌、神態以及動作等，描繪出了憨態渾圓的體形、閃亮星耀的明眸、若隱若現的額部和捧物若君的動作，尤其是“月角”一詞，預示著初生兒的前程光明遠大。“月角”原本是相面術的用詞，與“日角”對稱。對成年人而言，“月角”為右額，代表女性，“日角”為左額，代表男性，而新生嬰兒，性征不顯，故以“月角”描述，形象生動，妙趣橫生，盡顯敦煌地方風情。

遠涉邊疆，保家衛國，是中國古代文學中亙古不變的題材之一。中古時期的邊塞詩構成了中國古代詩歌創作的重要一派。那些描寫邊塞風光及戍邊軍民生活的名篇佳作，數不勝數。但敦煌地區的軍旅生活的記載，卻少有提及。《應用文范·遠行文》留存了珍貴的記載：“欲遠行者，今為某事，欲涉長途。道路懸遠，關山峻阻。”敘說主人公此次遠征路途遙遠，關山阻隔，路況惡劣。“惟男積年軍旅……白云千里，望歸路而朝清；青山萬重，思故鄉而難見。”此四六駢偶句，工整流暢，易讀易誦。文中沒有宏大敘事，沒有豪言壯語，沒有視死如歸，一切都化為遠征戍邊中對故鄉、親人的眷戀和思念。古往今來，文學表現人的情思，往往以白云喻思親、以青山喻歸隱，文中用“白云千里”“青山萬重”盡情表達了對遠方親人的深切思念和對遼遙故鄉風物的悠悠眷戀。同時也展現出西北廣袤、艱險、艱苦的地理環境和生活環境。行、情、物、景，渾然一體，淋漓盡致，意味深長。該文篇幅小，原卷共7行，行約20字，但其文約義豐，紙短情長，讀之令人動容。

千百年來，生死和忠孝，乃是漢文化的兩大核心問題，集中反映出漢文化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敦煌雖處河西邊地，遠離漢地中心，又是佛教傳入漢地的中轉站，被譽為釋門名城，對當地的民眾生活影響深廣，但是，內地漢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以強勁的韌性在敦煌與佛教及其他宗教信仰并存，各呈異彩，互鑒共融。盡管敦煌遺書約90%多的卷子都與佛教有關，但是依然存留有崇尚儒家傳統思想的卷子。如，《應用文范·祭文》：“太原貴族、敦煌高名”“能忠能孝、如松如貞”。寥寥數語褒獎、追思逝者的顯赫身世和優秀品格，確立其在家族和社會中的崇高地位，以此作為家族后輩學習的楷模。祭文結尾寫“深減雷計，絕布英孌。佩滿月廌薦，泣緩嘆驚。將謂千秋共保，彭祖同齡……取別仁兄，悲賜腸寸斷，落淚泉扃”，將離別的哀慟烘托到極致。祭文將家族的發展與忠孝結合起來，正是儒家政治倫理思想集中體現。再如，《應用文范·脫服文》述說子女為母服喪的時間及禮儀：“夫日月易流，奄經三載。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禮制有限，俗典難違；服制再載終，除兇就吉”。文中以四字駢辭為主，營造一種循環往復的效果，與內心傷悲反復的情緒，構成表里關系，吁惋纏綿。其“慈顏一去，再睹無期”“靈床頓遣，慕戀難窮”，平仄相襯，頓挫有致，哀婉嘆息不止；服喪守孝三年，喪期結束，脫去孝服，再次以“禮制”為節點，步入正常生活。文辭以脫服為場景，深切回顧三年前父母逝去的悲痛及三年服喪守孝的“堂宅寂寮（廖），唯增摧絕”感受。情深意切，盡顯父母哀榮。這些材料，對于敦煌地區漢文化傳統在民眾生活儀式中精神作用的記載及其傳播，無疑起到了推動作用。

總之，敦煌地區由于獨特的地理位置與強烈的文化碰撞，在個體的生命歷程中，無論是嬰兒初生、嬰兒滿月、成年及冠、嫁娶成家、入伍參軍、喬遷新房，還是臥病在床以及最后的離世，都有相應的文學形式表現這些儀式流程：或祝福，或禮贊，或歌頌，或祈禱，或哀傷，無不寄托著敦煌民眾對于生命歷程的重視和厚待。這些儀式文學，往往浸潤著當地的風俗文化，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景觀。

因此，敦煌遺書《應用文范》這類應用文學，應當引起中古文學研究者的高度關注。文學源于生活，又藝術真實地反映生活，抒發情感，贊揚真善美，批評假惡丑，是一種多維、立體的意識形態。敦煌《應用文范》為人們了解中古敦煌民眾的社會生活狀態、精神面貌、文化交匯、文明互鑒，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